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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败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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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时间:2017-05-05 15:26作者:李浩来源:《长江文艺·好小说》2017年第5期

  对文学来说,创造是目的,而且是最为重要的目的,而模仿则是基础,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我们的写作而言,模仿,来源有两个,一个是生活,一个是旧有的特别是经典化的文本。对生活的模仿,是小说所要遵从的“仿生学”,勒内·韦勒克《文学理论》中曾专门谈到文学对生活的模仿的问题,他同时也谈及,文学要模仿的不只是一个外在的生活,还有一个内心世界,主观世界。这,其实是对旧有模仿说的一个拓展。玛格丽特·尤瑟纳尔在她的《默默无闻的人》中说,一切文学作品都是混合体,有幻觉、回忆和行动,有日常谈话、读书所获取的情况和材料,还有我们自身生活的片断——在她的话里,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个作家对日常对生活的认同,一切文学作品包含着对生活的取自。然而,取自生活只是支点,文学不是生活生出来的,生活到文学需要一系列复杂而深刻的变动,所以纳博科夫才会那么具有傲慢性地说,“说小说模仿了生活,既是对小说的侮辱也是对生活的侮辱”。




  那个坐在冰凉的石凳上的人是我哥哥,那个坐在那里,像一块木头一样的人是我哥哥。他坐在那里,阴冷地坐在那里,虽然从我的角度和距离看不见他的表情,但我猜得到。他有几年来始终如一的石头表情,我们都小心翼翼地看惯了,看厌了,坐在那里的他,肯定还是那副让人厌恶和压抑的阴冷表情。

  我站在三楼的阳台上看他,因此上他比实际渺小得多,这种渺小会让我突然地心疼一下,然后另外的,复杂的情绪涌出来覆盖了它。这种渺小让我产生了某种错觉,仿佛拥有一米八二身高的哥哥是一个用沙砾和泥土堆起的矮小的人儿,他弱不禁风,只要一根手指,轻轻一碰,他就会倒下去摔碎,摔成沙子和土。他没有支撑。他是一个虚弱的人。

  我站在三楼的阳台上看他,但他看不见我。我躲在窗帘的后面,躲在黑暗里,我不能让他看见。我有足够的小心,可他抬头看过来时我依然感到紧张得窒息。他看不见我,可他却总是时不时地抬头,朝着我房间的方向,或者这仅是我的错觉。

  楼下空无一人,只有三个石凳和一张石桌。我哥哥是倚在一条石凳上的木头,他不生长但开始着腐朽。夜晚静得可怕,我甚至能听见昏暗的路灯所发出的嗞嗞嗞嗞的声响,这种嗞嗞嗞嗞的声响分布在短浅的光里飘动着。那个深夜,那个清凉的深夜也发出嗞嗞嗞嗞的声响,寂静得可怕。

  路灯突然变得更暗,它红红地闪了两下,然后熄灭。黑暗仿佛一股潮水一样从四面聚拢,就像灯火是投入水塘的一粒石子,现在它被吞没了。同时吞没的还有我的哥哥和那三个石凳,一张石桌,还有自行车棚里的三辆旧自行车。

  黑暗,外面的黑暗和我房间里的黑暗连接了起来,没用绕过窗帘它们就连接了起来,那么巨大,阴沉。我回到床前重新躺下,躺下,但我无法入睡。我努力不去想那个人,我的哥哥,可他的影子总在乘虚而入,我用了种种方式都赶不去他。他就在那里,还在那里。

  我知道他还在那里,一个人坐着。因为我没听见他回到楼上来的脚步声,没听见他打开自己房间的声音。那他就还在那里。在黑暗中。

  哥哥留给我一个坚硬的失败者的形象,它深深地楔入了我的记忆。像钉在墙上的一枚生锈的钉子,像玻璃容器上的一道裂痕,我不知道可以用哪种方式来修补它,改变它。我写下这篇经过多次修改却始终无头无尾的《失败之书》,自己也不知道目的是什么,理清还是忘却。离开我的家已经两年,然而我的哥哥还是失败中的那副旧样子,我年老的父母还必须天天面对他。窒息。写到这里的时候窒息像一块透气性很差的棉花堵塞在我的胸口,它吸收着我体内的水分膨胀起来,并且更加密不透风。而我的父亲,母亲,他们没有离开的可能,没有任何一种躲避的手段,他们只能面对。小心翼翼地窒息,提心吊胆地窒息,无时无刻。这种窒息是我哥哥附加给他们的。他应当把窒息也带给了自己。

  我们家的空气是哪一年开始突然减少的?是二零零一年,我的父母将我哥哥从北京的“画家村”接回来的那一年。五年的时光也许不够漫长,可是它得分成一分钟一分钟来计算,而我们家的一分钟,长度超过别人家的半小时。至少如此。就是如此,如此绵长的窒息,如此绵长的空气稀薄,它改变了我父亲母亲肺的形状。

  我们小心翼翼,这小心翼翼也是母亲反复告诫我们的,在他面前,我们不提损失、失败、无所事事之类的字眼,我们若无其事地笑着,至少不表现忧郁和忧伤,我哥哥的回家取消了我们某些情绪的表达权力,是的,我们不去指责不去碰他在北京三年的生活,因为我们不知道哪里就是他的旧疤痕。我们要体现一种温暖,我母亲说,我母亲说姝姝我对你不放心你可不能用话伤他,你是女孩子要对他细心耐心点,别让他觉得自己无用让全家人瞧不起。我用了最大的力量点头。我们是种温暖,必须是。

  可能我们错了。从一开始就错了。

  他拒绝了我们的温暖,他拒绝了我母亲的,我的,和我父亲的温暖。

  在最初的几个月里,我哥哥将自己封闭在他的小屋里,他不出现。除了吃饭和上厕所。偶尔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悄悄溜出门去,在石凳上木头一样坐着,一支一支地吸烟。他是一只怕人的老鼠,他是一只,软壳的蜗牛。

  他回来了,他的那间房间就从我们家里分了出去,他不允许我们进他的房间,任何人。他想带着那间房间从我们的视线里消失,可是不能,我们不能。他也同样不能。我们谁都无法真正忽略那间房间的存在,它像一个黑洞,吸走了许多的光线、温度和空气。

  我父亲的牙痛病又犯了。虽然他显得若无其事,但我还是看了出来,我相信我哥哥比我发现得更早。我父亲艰难地咬着一块并不很硬的馒头时,我听见我哥哥的鼻孔哼了一声。又一声。我父亲收起了艰难,埋头对付着面前的碗,他的眼睛有些发红。后来我母亲的眼睛也开始发红,她咳嗽了一下,这轻轻的一下竟然是一条导火索,我哥哥重重地将碗摔在地上:都看我不顺眼是不是!嫌我没用是不是!装什么啊!别以为我看不出来!

  空气里那种硝烟的气味一下子弥漫过来,它不是比喻,我真的闻到了硝烟的气味。它浑浊,带着灰色的颗粒。

  这根本是一场力量不对等的战争,本该应战的一方似乎措手不及,一触即溃。在我哥哥的强大面前他们就如同做错了事的孩子,面红耳赤,一声不吭。

  我一直记着我哥哥木头一样坐在石凳上的形象,在我的记忆里这个形象是我哥哥的首要标志,它被反复固定了下来。后来我离开家,来到上海,然后北京,从阳台上往下看时时常会遭遇到那种木头一样站着或坐着的落魄的男人。因此我站在阳台上就产生一种莫名的恐惧,恐惧让我晕眩,然而我无法克服向下看的愿望。我努力的克制往往会引发自己的执拗,我在恐惧和对自己的厌恶中从窗帘后面探一探头,看一看路上的行为或路上的空旷,寻找那些成为木头的男人。这样的男人似乎也并不难找。我从他们的影子里看到了我哥哥。

  虽然我从未期待过他会出现。我不期待,如果说有期待的话那只是期待能将他暂时忘却,用一套什么样的、带有自我麻醉性质的程序将他覆盖。这样的念头会让我陷入到另一层的恐惧中,我感到自责。

  不能总让他这样下去。不能。我母亲压低了声音,她的眼睛又悄悄地红了,她用一种古怪而让人可怜的眼神望着我们,一副束手无策的样子。她说,你们可是想想办法啊。

  办法在哪里呢?

  在我哥哥回家之后的第二个月。一个下午,时间还很早的下午,我父亲兴冲冲地赶回了家,他背回了油画笔,油画色,松节油,油画布和几个木框。这足以让他汗流浃背。进门之后我父亲并没有马上将它们放下,而是一直背着去敲我哥哥的房门。一遍。一遍。一遍。

  我父亲说,我给你买回来了。

  我父亲说,你开门。我给你都买回来了。你画画吧。

  只有我父亲一个人的声音,和他敲门的声音,这声音单调得有些空旷。我哥哥应当是将他和房间都带去了,只留下一扇紧紧锁着的门,我感觉,在这扇门的后面肯定是一个黑洞,它吞掉了房间也吞掉了我的哥哥。

  我父亲只得将他背着的那些东西放下。他将它们放在一个显眼的角落里。他朝着我使了个眼色,我只得充当那个不情愿的信使又去敲门。我说哥你开门吧,父亲给你买来了画布和颜料。在我准备继续的时候突然听到屋子里一声巨大的响动,然后沉寂下来。我只得停止。

  晚饭时我哥哥终于出门了。他带着那副冷漠而让人厌烦的石头脸。他从画布、画框和颜料旁边绕了过来,看都没看它们一眼,仿佛那里堆放的只是一堆无用的、散发着霉味的垃圾。他石头一样晃到饭桌的前面,坐了下来。

  我父亲小心翼翼。他绕过许多无用的、无用的话题之后绕到了绘画上。他用一种小心翼翼的口气,大升你还是画画吧,也不用急于画出什么名堂。喜欢,喜欢就行。

  作为补充,我母亲将一根鸡翅夹到了哥哥的碗里。

  我哥哥没有说话。他还是那副石头表情,嚼得缓慢而细致。他仿佛没有带出耳朵来,于是他盯着我父亲的嘴仔细辨认着。他盯着我父亲的嘴巴,一直盯着,我父亲只好闭上了嘴。他又开始吃饭。

  我母亲接过了话茬。她说你那时多爱画画啊,大冬天下着雪去火车站写生,手都冻僵了,过了几天手背上红一块紫一块,往外冒水。我们不叫你去可你还是去了。

  你那时多爱画画啊。

  我哥哥夹起盘子里的最后一块鸡翅,放进自己的碗里。我父亲的筷子悄悄地绕到另一边,两片红辣椒被他夹了起来。

  那时你为了画画开始逃课。我母亲说不下去了。我看见父亲的脚悄悄伸向了她的脚,吃饭。他朝我挥了挥手,打开电视,《新闻联播》该开始了。

  我记得你那时打我,说我不务正业,没有出息。我哥哥的声音很冷,他的筷子点了点我父亲的方向,你是对的。我只会吃白饭,什么也做不了。

  时间突然停了下来,我们的小心翼翼再也呼吸不到空气,它也被窒息了。只有我哥哥的时间没有遭到停止。他站起身子,放下筷子,那时他尽管有一副石头表情,但似乎相当平静,平静如水。

  然而那平静竟然是一种掩饰,他悄悄地积攒了怨愤,敌意,仇恨,屈辱,或者其他的情绪,这样的积攒也许不是一天两天了,他一边积攒一边压抑,甚至一边愧疚。他在那天晚饭之后终于又爆发了一次,面对画布和画框,面对他曾视若生命甚至要略略高过生命的东西。

  他的脚重重地抬起来,又重重地落下去。他的脸不再是石头,他换上了一副相当愤怒的表情,咬牙切齿。颜料被踏破了,它们五彩缤纷地喷出来,喷得到处都是,一片混乱。松节油瓶变成碎玻璃,它的气味那么重,那么尖锐地闪烁,它使混合一起的颜料更加狼藉。木质的画框在发出一阵一阵折断的声响之后变成了木柴,而画布上污迹斑斑,我哥哥还要疯一样撕扯着,仿佛他有足够的力气和怨恨将它撕成一条一条。

  ——你你你这是干什么!我父亲终于也爆发了,他拍了一下桌子,你知道我们为你做了多少么!你知道我今天花了多少钱么!他的牙又开始痛了起来。

  心疼你的钱是不是?我白吃你家的饭心疼了是不是?觉得养我这样一个无用的儿子很亏是不是?我哥哥迎着父亲,他毫不示弱地贴近了他那张有些扭曲的脸,觉得委屈了后悔了赶我走啊,杀了我啊。

  我想杀了他,不止一次。我想过他的多种死法,想过如何杀了他还能伪装成一副自杀的样子,想过他应该死得体面一些还是难堪一些。我想杀了他的想法像一群蠢蠢欲动的虫子,它们把我的心当成了桑叶。我偷偷地忍受着那种疼痛的快感。

  那天他和我父亲吵过之后,就跑到洗手间呕吐起来。他救下了我的父亲,因为我父亲不知道战争该如何继续,他既不能在那时将我哥哥赶走也不能杀了他。甚至,我父亲也不能动手打他,我父亲早就打不过这个儿子了,而且这个儿子不会任由我父亲来打骂。即使错在他。

  事后我哥哥对我母亲说,他见不得油画笔和油画色,见不得,一看到这些就感到恶心,烦躁,厌倦。

  那应当是我哥哥的道歉。可他没有用一个带有道歉意味的词,半个也没有。他只在陈述。他躲避了自己的歉意。可我母亲已经很满足了,她甚至有些感动。没事,我们不画画还可做别的。

  我哥哥说,他现在也看不得书,看上一页就会头痛,晕眩,他现在也不能想太多或太复杂的事儿。我哥哥说,他真的是一个废人了,没有一点儿的用处。说这些的时候,他的脸色又变得像石头一样,让人厌恶和压抑。

  不止一次,我猜想我父母从画家村领回的不是我哥哥,而是另一个人。这个人要么是我们家的敌人,要么是我哥哥的敌人,他是故意来害我们的。我猜想他杀掉了我的哥哥,用最快的速度剥下了我哥哥的皮,套在自己的身上,于是他有了我哥哥这一身份,有了我父母的亲生儿子的身份。在身份的掩盖下,他的报复计划一步步展开,而我们被蒙在鼓里。

  真的,他不是我的哥哥,至少不应当是,我的哥哥可不是这个样子,虽然我的旧哥哥也没什么好。但至少,我的旧哥哥不像现在这样消沉,毫无斗志,但至少,他不表现得像现在这样可恶,无所事事。现在,他完全是一个寄生的人,尽管我们家的条件正在每况愈下,但也不算可怕,可怕的是,他在寄生生活里一点点放弃了愧疚和爱,却培养了仇恨。

  似乎是,他要我们一家人,要社会和整个世界为他的寄生负责,他可以心安理得地索要。唯一不对他的现状负责的是他自己。似乎是,我们都对不起他,是我父母和我,和这个世界迫使他成为了这个样子。

  我不知道在画家村的三年里都发生了什么,我哥哥对此守口如瓶,并且是一个密封很好,不易打开的瓶子,它还有敏感的、一碰就会缩回的触角。反正会有所发生,这发生让我哥哥经历一次次挫败,使他那称之为艺术理想的东西发生了崩塌。崩塌发生得那么彻底,最终痕迹全消。或者是什么也没有发生,单单是时间就消磨了它,时间将失败和绝望种植在缺少规律也缺少变化的日常里,用心力交瘁的风吹走了沙堡上面的全部沙子。

  我来到北京之后,一个偶然的机会,得到了一张记录画家村生活的光碟。我只断断续续地看了一遍。在观看的时候,我一边不停地给朋友打电话不停地进进出出,即使那样,我的泪水还是不停地涌出来,在我心脏的位置出现了一阵一阵的绞痛。

  一副副落魄的样子。一双双神经质的眼睛。他们显得比刚进城的民工还茫然。问题是,他们对艺术、理想和未来表示了强烈的不屑,同时也对财富、日常生活表示了强烈不屑。无所谓。狗屎。我们是一大堆狗屎。借走我光碟的朋友说里面还有表现他们歇斯底里的画面,我没有看到。或者是我看到了,但随即躲开了,我努力忘却的速度远远高于记忆的速度。

  我的那个朋友感慨地说,要想毁掉一个人的理想,就是叫众多的这种理想主义者生活在一起,天天面对。谁都是谁的影子,谁都是谁的镜子,更主要的是,谁都是谁的未来。他们在相互消磨,相互毁坏。而且,绝望情绪会在同一类中飞快蔓延,一群人的集体放弃会轻易地瓦解那种个人的抵抗。

  是这样。肯定是这样。

  它可以解释在我哥哥身上的发生,至少在我看来如此。

  不止一次,我猜想我父母从所谓画家村领回来的不是我哥哥,而是另一个人,一个全然陌生的人,我们一无所知的人。他有一副相当落魄的样子,他有一双倦怠而越来越神经质的眼。他部分地扮演了我哥哥的形象,他是我们全家的敌人。

  我们不得不接纳他。他有我父母亲儿子的身份。我知道,我的父亲和母亲极其小心地倦怠着,厌恶着,不让它们表现出来。

  可是它们在。在层层的伪装下面它们也在。作为失败者,我哥哥是一只软壳的蜗牛,它有良好的触角,它的触角敏感,运转正常。我相信,在离开家两年之后我突然理解到,我哥哥的触角不知多少次碰触到我父母的倦怠和厌恶,于是他极力想让我们同样受伤。他沉湎于那种自暴自弃和怨愤中不能自拔,也不想自拔。

  在一段故意的消失之后,我哥哥又故意地出现在我们的面前。他显然是故意,连我一直不敏感的母亲都看出来了。

  很早很早的早晨,我哥哥就从他的房间里出来,来到客厅里,把电视打开。他好像有一双迟钝的耳朵,于是,他总是将电视的低音和重音一起开到很大,让客厅发生震动,让我们各自的房间和睡梦都发生震动。

  电视吵闹的声音时常使我的早晨提前结果,同时提前结束的还有我的某种放松。我的心被收紧了,它的上面罩着一条有网眼的呢绒袋子,房间外面的吵闹有一双可以拉紧绳索的手。掌握这双手的是我哥哥。窒息。

  他几乎赤裸地躺在客厅的沙发上,头枕着沙发的一头,脚从沙发的另一头探出来。他只穿了一条内裤,很短小的那种。他的手伸在地上,手上不停地按着遥控器,不在任何一个频道不在任何一档节目上停下来。

  我发现,他几乎不看电视,他的眼睛时常瞄向别处。电视是开给我们看的,它是,它充当了我哥哥的一部分延伸,它提示着我们的注意。他似乎觉得他以前的消失造成了我们的忽略,现在,他要我们注意,并要我们为自己的忽略付出代价。

  他就那样在沙发上躺着,开着电视。一天一天。或者在客厅里走来走去。我哥哥在从画家村回来之后的两年多的时间里,几乎没有走出过我们所住的那栋楼。除了深夜到石凳那里坐一会儿。他肯定恐惧“外面”,他肯定害怕和“外面”的人打交道,但在家里他一米八二的身体足够强大。

  在他身边,我的父母进进出出,他们必须付出更多的小心翼翼,得寸进尺的哥哥在侵占自己的房间之后又开始侵占了客厅,我的爸爸妈妈对这种渐进的侵略束手无策。

  某一天早晨,我听见我母亲压低了声音对我哥哥说,你能不能多穿件衣服,姝姝也是大姑娘了,你不能总这样。我母亲的声音很小,如果不是我刚从厕所出来的话是无法听到她说了什么的,她回避了我和我哥哥说话,对我哥哥提出要求。

  可他把一些肮脏下流的词用了出来,用在了我的身上。他颇有快感地往我身上泼着脏水,振振有词。在角落里我看见母亲低低地哭了。

  泪水从我的眼睛里涌出来。我控制它的闸门已经锈坏了,它们涌得汹涌,漫长,心酸。甚至绝望。

  二零零二年,我二十三岁,我哥哥三十五岁。二十三岁的妹妹害怕面对任何一面镜子,它让我感到羞耻,同时我还怕我必须面对另一种恐惧:我比我的实际年龄看上去苍老。我感觉我有一颗相当苍老的心脏,镜子可以将它的样子一览无余地照出来。

  那年夏天我有了一件属于自己的首饰,乳白色的珍珠项链。后来它莫名其妙地不见了,再后来,我在打扫房间的时候在角落里发现了散落一地的珍珠。它们藏在背后,有些污浊。我猜得到这是谁干的,他有那样的心。

  二零零二年,经同学介绍我有了一个男友。谈不上喜欢也谈不上讨厌,我只是觉得我应当接纳一个人的存在,他使我获得了某种逃离,他使我有借口离开那个令人窒息的家窒息的人而不必一个人空荡荡地走在街上。

  我渴望逃跑。渴望一双一碰脚后跟就能去任何地方的鞋子,它至少有带我走出家门的能力。我害怕回家,一想到回家那个罩在我心脏上的呢绒袋子就会收紧。同时,我也害怕我的父母和那个看出我逃离的意愿的人,特别是我的母亲。在负担窒息的时候我逃开了,不和她一起承担。

  我木木地接受那个男人的拥抱,亲吻。我伪装了羞涩,除此之外我不知道我还能做什么。他的舌头有一股胡萝卜的气味。

  我们一起去看电影。他根本不理解,那么平庸剧情怎么会让我表现得那么心酸,泪流满面。他不理解,他不能理解的太多了。

  他占据客厅,把电视的声音开到很大,包括他的赤裸都是挑战,他大约隐含了某种想激怒我们中的某一个人,和他进行争吵的意图。他在我们面前晃来晃去,表现出一副让人讨厌的样子,甚至在我面前故意将手伸到裆部,甚至下作,是想让我们的忍耐早些到达极限,然后争吵,打架。这个扭曲了的失败者,我的哥哥,他竟然要依靠和我们的争吵来释放!

  我想杀了他,不止一次。后来我知道他也具备同样的想法,同样不止一次。

  战争开始了,不,不能算是战争,我不想用那种明显的对抗伤我父母的心,不想。所以我的所做只能是抵抗。一种消极的抵抗。我实在无法容忍他一步步的侵占,虽然我的抵抗可能正是他想要的,可我不管这些了。

  我先是飞快地吃饭,领先于所有的人,这样我就可以先于我哥哥坐到沙发上去。我盯着电视。换台。我那可恶的哥哥马上会发出吼叫,于是我又换上一副委屈的很乖的样子将遥控器递到他的手上。

  或者,我在饭桌上不停地说话,和母亲说,和父亲说,也装作和他说。我小嘴不停。我故意不理会我父母的严肃紧张,视而不见,故意不去看那张石头的脸。然后,我装作突然想到了什么,话题戛然而止,埋头吃饭。我会赶在他发火之前停止,不给他留下机会。

  我是小女巫,带有七分之一的恶毒。

  在学知路书店,我买了一幅温森特·梵高的《向日葵》,趁着我哥哥回屋睡觉的时间将它贴在客厅的墙上。带着某种快意我约了我的那个男友。等我回家时那张印刷粗劣的《向日葵》已经不见了,我哥哥坐在沙发里若无其事地伸长了他的腿,像一只气息奄奄的大章鱼。当我打开自己的房间,发现遍地的纸屑,那张被撕碎的向日葵被他一点点塞进了我的房间里。坐在地上,我一边收拢着那些细碎的纸屑,一边笑了起来。当我哥哥的身影巨大地挡在门口,他带来巨大的阴影时我想停住我毫无道理的笑,可我忍不住。我笑得自己都恐惧起来。

  我是小女巫,带有七分之一的恶毒,现在它使我七分之四都浸在了毒里。

  终有一天,我和那个三十五岁的男人,落魄的无所事事的失败者发生了直接的冲突。那是一个下午。外面阳光明媚但它们无法照到我的房间,就像外面充足的空气无法缓解我的窒息一样。

  他在客厅里躺着。不停地转换着频道。声音巨大而混乱,我的房门根本无法抵挡它一浪一浪的侵入。我的耳朵里灌满了声音,它们生长成一群一群的虫子爬满了我的大脑,心脏,和身体的每一部分。我在我的床上翻来覆去,而那些虫子则更为坚韧,它们还有超强的繁殖能力。它们爬进了我的鼻孔爬进了我的胃和肺它们在的地方我就慢慢消失。我一边消失一边培养着自己的怨恨他凭什么他凭什么凭什么凭什么凭什么……

  那时,我还是进行了压抑,努力使自己镇静,但压抑使我有些晕眩,摇摇晃晃。我摇晃到客厅里,给自己倒了一杯水。我将水飞快地咽进自己的咽喉,有一些爬在我体内的虫子被淹死了,可是它们的数量过于庞大,依然沸沸扬扬。不知是哪里来的勇气,我走上去关掉了电视。

  他愣了。显然这出乎他的意料。他有些茫然地看了我两眼。我哼了一声,用鼻孔,然后再准备倒一杯水。如果他不发火,我就将第二杯水给他。

  可他扑了过来,打掉了我的杯子,你怎么敢这么对我,他冲着我吼叫。我怎么啦,我怎么啦,你吵得人没法干活也没法睡觉,我关了它还不行!我外强中干了一下,那时我怕得要命,他一米八二的身高笼罩了我。——不行!他抓住了我的头发,我说不行就不行,连你都敢欺负我!我的头有一种裂开的刺痛,但那时,我的恐惧突然消逝得无影无踪。我撕打,拧他咬他踢他,用我的力气。我的力气源源不断。

  母亲哭喊着把我们分开了。我意犹未尽,用我的愤怒的眼睛盯着他的眼睛,可他的眼睛转向了别处。你们都觉得我多余,我多余了是不是!他顺手拿起一个玻璃杯,高高举起来,用力朝电视机的方向砸去。

  我的母亲,用她的身体阻挡了这只玻璃杯。她一定很痛。因为她不再哭喊,而是缓缓地躺在了地上。我父亲也冲出来了,我哥哥一伸手就将他推到了一边,然后转身离开了客厅,朝他自己的房间走去。

  真的没有了畏惧。我扑向他,我准备使用我源源不断的力气,可我父亲却紧紧地抱住了我。坐在地上的母亲哭了,她的声音有些沙哑:你们能不能让我清静一下。哪辈子欠你们的啊。

  我有些冷地看了看坐在地上的母亲,看了看手足无措的父亲,那一刻,我对他们的存在和样子也感到厌恶。我是小女巫,有七分之一的恶毒,我的一部分恶毒泼洒了出来,我笑了笑,你们也只配有这样的儿子。

  那一夜我没有回家。我和我的男朋友在一起,我们走在街上,去餐馆,去咖啡屋,然后回到大街上。那一夜我是另一副样子,我不停地说,说,说。说我的哥哥。

  那一夜我没有回家。我知道他们肯定无法睡觉,他们在担心我,我甚至能猜到我父亲的表情,我母亲的表情。我故意不去想。我故意想到他们,心里有种报复的快意。为什么总让我充当好孩子呢,我已经当够了,早就。我不提回家,也拒绝男友一次次要回家的提议。本质上,他是那种真正的好孩子。我不是,我的好孩子是伪装,我们家小得容不下另一个我哥哥,它太脆弱了,太紧张了,于是我只得变成现在的我。

  我挽住他的手,我说我的哥哥。从不是现在这个样子的哥哥说起。

  我说我哥哥从小喜欢绘画,在我和我们一家人看来他画得也的确不错。那时我们家的生活条件更差,他就用树枝烧成木炭在纸上画,临摹小人书,到车站去画速写。经常是天黑透了才回来,手冻得发紫。为此他没少挨我父母的打骂。我父母都不支持他画画,那属于不务正业。我的父母想将他拉到他们认为的正业上来。

  可是事与愿违,我哥哥的痴迷越来越重,他干脆逃学,偷偷到市文化馆学素描,水彩。他和我的父母以及学校的老师捉起了迷藏。他没少挨打。可他像一根竹子,反弹的力量越来越大。

  我说着。我旁边的好孩子偷偷地看了看表,我故意忽略了他的这个动作。

  我说他当然考不上大学。他大我十岁,在他二十岁那年去钢铁厂上班了。那是一段艰苦岁月,从我家到钢铁厂要四个小时的路程,骑自行车去。中午还得自己带饭。不过那时候我哥哥没有学会抱怨,艰苦岁月倒成了他的快乐时光。他还在画画,他的工资一半儿用来买衣服,一半儿用来购买纸和笔。

  这时他认识了一个女孩儿。或者说,这个女孩儿是他认识的许多女孩儿中的一个,那时我哥哥有了不少的追求者,但这个女孩儿和我哥哥的关系最为密切。我母亲对她的出现保持着警惕,她不满意,越来越不满意。可我哥哥是一根渐渐粗壮起来的竹子,他的反弹越来越有力量。尽管我母亲表现着她的不满意,但我们所有人都认为他们俩最终会走到一起,毫无悬念。然而他们却分手了。在将自己关了两天之后我哥哥判若两人地出现在饭桌的前面,他狼吞虎咽地吃下了三碗米饭,还有两个包子。

  那一年我哥哥考上了大学。美术系。

  我的男友看了看表。他提示我,已经很晚了,餐馆要打烊了。

  我和他挽着手走向一家咖啡屋,那里灯火阑珊,昏黄的灯光像不停说着的话,声音很低,但有流淌感。我问他是不是不愿意听我说了,他很郑重地摇着头,挽我的手也用了用力,不,不会。只要你高兴就行。不要让太多的心事憋在心里。

  那我接着说。

  “不要相信历史,要相信自己的眼睛;不要相信别人的话,要相信自己的心灵。”这曾是我哥哥在上大学后常说的一句话,和我父亲说,和我母亲说,和我说,和朋友们说。我父母忧心忡忡,他越来越偏激,越来越喜欢争论,越来越习惯怀疑。后来我父母的担心终成事实。

  如果你愿意听我就继续说,我对我的男友说,我盯着他的眼睛。他略略地躲闪了一下我的眼,当然愿意。我愿意了解,你们家的所有人。

  在大学毕业两年的无所事事之后,我哥哥到北方一座小城里当了一名美术教师。然而他不甘心,他是那种有着理想的人。有理想。这个词自身不包含褒意,也不包含贬意,它具体起来的时候就可怕了。

  后来我哥哥辞去公职,带着我父母三十年的积蓄只身到了珠海。他买了房子,想开画廊画油画,大干一场。然而失败如影相随,像在他的身体的某处隐藏着,像在他身体里养大的病菌或虫子,失败早早地在他的影子里、性格里潜伏。当房子的钥匙拿到他手上时,国家开始宏观调控紧缩银根,所有的幻想像泡沫一样破灭。我哥哥面对的是一片触目惊心的萧条,他变成了一个拥有空房一座的无业游民。

  在珠海的几年我哥哥飞快地老去。在毫无希望可言的挣扎之后,他决定去北京投靠同学。他知道那里有一个画家村。他背着画板就上路了。

  我对面的男友,低着头,转动着手里的杯子,里面已无一滴咖啡。我问他在听么?他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只是说,时间不早了,我们应该回家了。他说,他没有在外面待过这么长的时间,他的父母肯定在担心他。

  你走吧。我说。他直了直身子,那你呢?我说我不回家,今夜。我要找一个肯听我说话的人听我将我哥哥的故事讲完。“我是那个人。”他抓住我的手,悄悄地打了个哈欠。

  那我们出去走走。我看见街上几乎空无一人。只有明亮的路灯和偶尔驶过的车辆。好的。他说。他提议,我们不如去家宾馆,可以躺在床上说,这样太累了。我拒绝了他的提议,我说我愿意走在街上,看着街灯和空旷的街道。好的。他说,就像港台电视剧里的男女主人公一样,一直坐到天亮。

  那天我们真的坐到了天亮。他哈欠连连,而我却始终滔滔不绝。关于我哥哥的那些事在我心里实在积压得太久了,它像装在某种纸或塑料容器里的霉败的物体,霉败使它膨胀,几乎会将容器炸裂,现在,它终于撕开了一个小口儿,源源不断地出来。

  我讲我哥哥的生活,讲那些琐细,讲我哥哥在他的失败之中,如同被一只无坚不摧的大手揉来搓去,一棵原本水灵葱绿的鲜菜最终变成了坛子里的咸菜,生气全无,精采萎失。我讲他如何一事无成,一次次被失败按倒在地,慢慢地他就习惯了趴在地上不挣扎了,现在,他将自己不挣扎的责任罩到我们的头上。

  我讲我哥哥的那些,我所能知道的,以及我能够想到的。我讲得自己泪流满面,而他却一个接一个地打着哈欠。

  他说,他理解。(我知道其实不。)他不理解,他不可能理解,因为他的家人中没有这样的人,我们的书上也没写到过我的哥哥。生活的真实被掩盖得太多了,假如不是发生在我家里,我也是不会理解的。

  我的男友,出于,出于某种动机伪装了理解。当时,我并没有马上揭穿他的伪装。

  我吻了他。那是我和他交往以来的第一次主动。他的动作显得特别,失去了以往的热量和熟练。

  路上有了三三两两的行人。天开始亮了起来,亮起来的光似乎早就蓄藏于黑暗之中,它慢慢加大了剂量。他显得萎顿,无精打采。我冲他挥了挥手,谢谢你,我说。

  我们分手吧,我不适合你。我说。

  他似乎说了一声不用谢或者其他的什么。他也挥了挥手,朝另一个方向走去。从背影看去他依然显得萎顿,无精打采。在一个街角,他回过头来冲我摆了摆手,然后消失。我突然有了一种莫名的心疼,它从心脏或者胸部的某个位置开始,然后迅速扩散。在扩散中,疼变成了酸,变成了一种麻木的静寂。

  我的这场恋爱从无精打采处开始到无精打采处结束,我又回到以往的生活,平静,压迫,绝望。这场恋爱,毫无感觉的恋爱的确从未将我从平静、压迫和绝望中救出来,但至少,我可以有所躲避。我努力不去想。想会让人迅速变老。

  我的父亲母亲也在躲避。并且,他们故意显得并没有避开什么,显得对生活和哥哥的有意麻木。我哥哥是一条鲨鱼,我是一条梭鱼,而我的父母则大约是金枪鱼。我们被养在同一个鱼缸里。

  我想杀了他。不止一次。他像一只硕大的蛀虫,将这个家将我的父母蛀得千疮百孔,摇摇欲坠。我想用我的力量使我的父亲母亲获得一些解脱。我想过牺牲,它确实有些悲壮,但更多的是无奈。我猜测,我的母亲也这样想过,不止一次。

  我和我的母亲心照不宣地构成了合谋。有时我们故意向对方袒露一个小角儿,然后掩盖起来。这就足够触目惊心了,至少对我来说是,我会为那个念头紧张很久。我母亲,则比我更为紧张,她会脸色变得苍白,或者切菜切到手上,一小块肉掉了下来。

  触电。割腕。甚至投毒。

  故意将切过西瓜的刀子放在客厅的茶几上,它闪着寒光让我和我母亲都不愿靠近。故意忘记断开电源。故意……我们越来越健忘了,我母亲常说,看我这脑子。

  当然我们更希望他能自杀。我们心照不宣地为他提供着自杀的帮助。那把磨亮的刀子。丢在厕所里的尼龙绳。母亲反复购买积攒下来的安眠药,它被摆在母亲房间里显眼的位置上,而母亲外出常常忘记锁上她的房门。年久失修的电源和略有破损的电线。等等等等。

  我哥哥还活着。好好地活着。说好好地活着也许并不确切,他活得并不好,他是一个失败者。一个失败者,在活着,而已。

  我书写着我哥哥的故事。失败之书。它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我的记忆可从任何一段开始,它是一大堆纷乱的麻,我找不到一个串起故事的线头,但线头又无处不在,任何一点都前后相连,无边无际。我不知道是否有人肯读它。它大约只是一个个人的故事,最终淹没在灰烬当中。时间当中。冷漠当中。在写作这篇失败之书的时候,我并不期待它会有好运。它和失败紧密相连。它是失败的一部分,这大约是命运,我哥哥抵挡过它,我也抵挡过。所谓抵挡,也许并不是那种鸡蛋和石头的碰撞,软壳蜗牛的抵挡隐蔽得多。

  接下来说我的哥哥。

  他是卡在我喉咙深处的一根巨大的鱼刺。当然他更多地卡住了我父亲和母亲的脖子,我知道,他们比我更感觉刺痛,不适,窒息。

  在那次和我的战争之后,他更加变本加厉。他越来越不掩饰自己的故意,他故意让自己成为落在饭桌上的苍蝇,故意长出那种嗡嗡叫的翅膀来,他让自己成为对我们生活的一个打击,他容不下别人的快乐。

  是的,他越来越容不下别人的快乐,哪怕是偶然的幸福感,短暂的幸福感。不只是我,和我的父母的。

  他最厌倦看电视里的娱乐节目,同时也厌倦那些商场骄子们谈各自的人生经历,在他看来快乐是麻木而肮脏的,金钱是肮脏的,成功也是肮脏的,而他这样的失败者却具有天然的洁净。他拒绝思考,拒绝推理,只做那种简单的判断。

  他也变得越来越恶毒。他津津有味地观看电视剧或记录片中杀人放火的场面,津津有味地看自然的或人为的灾难,那些在地上摆放的尸体,在水中漂浮的尸体总让他显得兴奋不已。当我的父亲或者母亲发出一声同情的叹息的时候,我哥哥往往会不大不小地喊一声,好,好!我猜测他喊好的时候一定面目狰狞,然而事实上并不是这个样子。他没有咬牙切齿,也没有别的激烈的表情。

  尽管时隔多年,我依然忘不了那个晚上的争执。它同样是一根钉子,带着锈迹,钉在我的记忆里。

  那个晚上开始的时候我们都相安无事,我的父母和我都有足够的小心,不去碰他完全过敏的触角。眼看,相安无事的晚饭就要吃完。盘子里最后的三块鸡块被我哥哥夹到自己的碗里,他面前一大片咀嚼之后的小小的骨头。我父亲似乎用一个细微的表情表现了一下他的不满,但这表情细微得像哥哥第一次长出来的胡子。我哥哥没有看出来,至少表面上如此,他嚼骨头的声音像一只老鼠。他一贯这样。并且,我母亲及时掩饰了我父亲的细微,她说,你们看电视。看。

  电视里是一则新闻调查,我第一次听到“黑心棉”这个词,随后因为那天晚上的事件那个词深深植入了我的记忆,就像我记下我哥哥蹲在石凳上的情景。这是那一群男男女女,麻麻木木的农民,将带着污渍和血迹的棉花棉布以及其他肮脏的东西缝在了被子里,棉花里,出售给一些不知情的人们。讲述者显得义愤填膺,于是我母亲也显得义愤填膺,在我哥哥回家之后她可从未这样义愤填膺过了:这些人真是心黑!怎么能这样!不能只为了钱就什么也不顾了吧,你们说说……

  我哥哥低着头,他没说话。他还在嚼着某块鸡骨头。

  这时我母亲推了我父亲一下,你去年在什么地方买的棉衣?会不会是黑心棉做的?你就知道省钱,省钱,这下可好了!

  那你说他们怎么办?我哥哥突然吐出了他嚼不碎的骨头,站着说话不腰疼。不这样做,他们吃什么喝什么?

  我母亲回过了身来。她张了张嘴,张了张嘴,胸口一起一伏。眼泪被挤破了,摔出了眼眶。

  你,你这孩子。母亲的声音很轻,有些发颤。

  我怎么了?哼,你们觉得自己高人一等是不是?瞧不起他们是不是?我最看不惯你们这副嘴脸。

  ——你,你,你怎么说话?你哪来的这么多歪理?我父亲出场了。他的出场外强中干,我听得出来。他已经不是那个拥有绝对权威不容辩驳的父亲了,他面对的也不是二十年前那个儿子,他们都在变化,这变化很大很大。

  我哥哥横了横他的脖子。他突然站起来,用力地关上了电视。

  事情也许可以到此结束。我们天天有这样的不愉快,这真的是家常便饭,算不得什么。可我父亲那天不知为何却不依不饶,他取得了一点儿的胜利之后有些忘乎所以,他竟然怒气冲冲地又打开了电视。

  电视中,女主持人依然义愤填膺,她诉说着黑心棉可能造成的危险与危害。她的小嘴不停。

  这个婊子。我哥哥骂了一句。他给自己倒了一杯水。

  女主持人开始总结陈词。我哥哥端着水杯站在电视旁边,咬牙切齿地冷笑着,他表现了一脸的不屑。这个婊子。在女主持人说到“我们将继续关注”的时候我哥哥突然将水倒在了电视机顶上。

  我们听见了一声闷响。随后,电视机开始冒出一股刺鼻气味的灰烟。我的父亲母亲手足无措地站在一边,而我哥哥依旧冷笑着,他朝自己的房间走去。

  若无其事。

  那天晚上是一场战争,所有的炸药早就准备停当,电视里的黑心棉充当了导火索,至少是点燃导火索的那颗火星。

  那天晚上,我始终是一个冷漠的旁观者,不发一言。我是小女巫,我体内那七分之一的恶毒又在发作,我旁观着事态的发生,幸灾乐祸。那天晚上我出奇地安静,老实,当我哥哥将水倒在电视机上造成短路的时候,我的心颤了一下,兴奋莫名其妙地来了,只是我没有表现给任何一个人。

  他们在争吵。激烈地争吵。我拔下电视机的插头,将碗放进厨房,擦净了饭桌。这些活总得有人干。随后,我关上自己的房门,将他们的争吵关在外面,打开CD。我七分之一的恶毒有种燃烧感,它们沸腾了起来,我几乎按不住它们了。耳麦里是崔健的摇滚,为了抵御争吵的进入我不得不将声音开到最大。

  这场战争已经来得晚了,它应当早些爆发,更早一些。我哥哥的身上和心里已经布满了毒瘤,而我的父母姑息了它们,造成了它们的蔓延。我的爸爸妈妈应当拿出刀子来,割掉它们。

  自作自受。现在,毒汁溅在他们的身上了,他们也只配有这样的儿子。这个儿子造成了毁灭,这个儿子是他们生的,他们养的。

  七分之一的恶毒还在沸腾。我发现,它是一种晶莹的褐色,它的上面悬浮着一层淡蓝的火苗儿,是它们,让我感到兴奋,有了那种烧灼感。

  我哥哥需要一个女人。也许那个女人能够改变他,使他成为另一个人或者是我原来的那个哥哥,我母亲这样想。她相信这是一个好办法甚至是唯一的,办法。

  为了寻找那个女人,我母亲可没少想办法,她越来越急切,也越来越饥不择食。这在件事上,她所经受的挫折绝不会比给我哥哥找一份工作的挫折少,但她却乐此不疲。

  她不止一次地感叹,现在的女人啊。

  现在的女人啊。

  我母亲对“那个女人”的要求越来越少。离过婚的行。带一个孩子的行。只要没有残疾的就行。有点儿小的残疾的也行。

  有段时间,饥不择食的母亲打起我同学的主意,她极力怂恿我领女同学回家。一旦哪天女同学来了,我母亲立刻表现出十二分的热情。你吃水果。你喝水。我给你们做好吃的,你们聊着。到这里就像在自己家里。看这姑娘多漂亮。然后她呼唤我的哥哥,快过来,你妹妹来同学了,你好好招待人家,陪人家说说话!

  然后,我母亲时不时地过来,向人家介绍我的哥哥。她说得天花乱坠。在她口中,我有了一个我所不认识的哥哥。我母亲的表现有些滑稽,有些拙劣,我体内七分之一的恶毒时不时地沉渣泛起,虽然我一本正经,不让它们显现苗头。

  尽管我母亲极力约请,所有来过一次的女同学都没有来过第二次。肯定是我怪怪的、热情的母亲吓住了她们。她们看我的样子也越来越异样。为此我和我母亲大吵小吵,可她却控制不住。真不知道她哪里来的那么多热情。

  和我母亲的热情相反,我哥哥表现冷漠,他的冷漠也显得怪怪的可怕。他说我母亲用心险恶,想给自己甩包袱。他对我母亲说如果你那么想甩掉我可以杀了我啊,那样更清静。我哥哥说,反正我不自杀。

  我母亲低低地哭了,她说哪能呢,哪能呢,你怎么就不理解做母亲的苦心呢。她哭着,越来越悲痛。

  不知为何,我竟笑出了声来,我想抑制它却抑制不住。虽然,我哥哥恶狠狠的目光让我接连打了几个寒战。

  (中篇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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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分类: 中篇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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