喧嚣的“七日村庄”

　　正月初二，初中同学从四面八方回到家乡，如期进行聚会。聚会的饭店是我们镇上最好的，号称“四星级”。这次同学聚会，每人要交一千元，钱已事先通过微信、支付宝等方式转交到活动策划者手中。关于聚会中的事项和通知，全是通过微信群来传达，很少打电话。

　　我到达时，发现饭店门前已辟有一小片用于此次聚会的停车位，里面停了四十多辆车（我们当年班上一共有五十二位同学），也就是说几乎人人都是开车来的，这让步行来的我，多少有些尴尬，虽然我也有车。

　　我不敢开车来的原因主要是怕阻在村道上——三天前，我开车从省城回家，出乎预料的是，高速公路上一路通畅，反倒是离老家越近，路越阻：县道比省道阻，镇道比县道阻，村道则比镇道更阻，而且由于无人指挥交通，导致从镇上到我家，短短两公里的路，我足足开了近一个小时，窄窄的路上全是挂着全国各地牌照的私家车。

　　在外混得再不好，也要买一辆车回家过年，哪怕是二手甚至是三手车，这几乎成了现时游子们一种心照不宣的事，车子是最直观的表现，是面子。

　　晚宴开始，送上来的烟是六七十元一包的，放上来的酒是三四百元一瓶的，然后便是推杯换盏，各种“不经意间”的自夸，充斥席间，多以自己赚钱是如何厉害为主题。

　　吃罢，转战镇上的KTV，价格同样贵得惊人，一个包厢，最便宜的一晚要六百八十八元，不包括酒水，但似乎大家都不觉得贵，酒照点，歌照唱。

　　都是从大城市回来的人，似乎都有钱，而像我这样在不太发达城市混的人，基本是聚会被“冷落”的人物，为避免尴尬，我只好勤快地为别人倒茶斟酒；还有比我更不被待见的，那便是留守在老家的个别同学，比如根宝。

　　根宝，跟我是一个村的，之前一直在东莞打工，三年前，他的父亲突发脑溢血过世，他上有老妈，下有年幼的孩子，无奈之下，只好返回家乡，一边务农，一边利用农闲时捕些鱼，挖些野生黄鳝，然后拿到镇上去卖，一年的收入也挺不错，绝不亚于在外面打工。

　　既能照顾到家人，挣钱又不比打工差，按理说挺好，可同学们都觉得他没出息，私底下嘀咕说：“在老家农村，能混出名堂来？”

　　更令根宝难堪的是，年节聚会结束后，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微信群中，大家往往都在炫：今天开车到哪里玩了，明天又跟谁在一起喝酒了，最后不忘问一句：“根宝，今天挖到黄鳝了吗？”

　　我的这些初中同学，大都没上过大学，出去都很早，要么自己经商，要么给人打工。谁的钱多，谁的车好，谁在城里买的房子大，成了衡量个人成功与否的唯一标准。

　　一次，大家说给母校里一些来自乡村的贫困孩子捐些钱，扶持一下。我说，大家都捐钱，那我就再捐点书给他们吧，因为我知道乡村的课外读物特别少。我原想，钱我也要捐一些，然后再附加捐一些书。结果迅速遭到一位“有钱的”同学的攻击：“都什么年代了，谁还读你捐的什么破书？直接给钱！”这让我瞬间石化。

　　转眼到了正月初五“财神日”，我发现村里和街道上，凡是有人在外工作的人家，都会卯足劲地燃放震耳欲聋鞭炮和带着巨大声响的烟花，让它们没完没了地响着，呛鼻的味儿和让人睁不开眼的烟雾四处弥漫，空气被严重污染。我亲眼看见一位骑着电动车的妇女，因为避让正在轰轰作响的烟花，从浓厚的烟雾中突然横穿出来，结果被一辆正常行驶的小车撞伤。

　　过年的那七天，街上的饭店几乎家家爆满，从外归来的游子，很少有几个是安安静静、本本分分留在家陪父母的，更别说帮家里干活了，而是四处参加各种聚会，要么被宴请，要么宴请别人，大家尤其喜欢宴请以前的老师、校长和村上的干部，以表明自己是一个懂得感恩的人，且现在在外面混得不错。饭后除了唱歌，便是打牌，一场牌局下来输赢几千甚至上万是常有的事。

　　喧嚣七天后，大家便纷纷开着车子绝尘而去，街上和村道上一下子变得好空旷好安静，再也不会发生拥堵现象了。留在家乡的游子的父母们，也开始忙碌起来，要么肩上挑着重担，要么手中提着重物，因为开春了，他们得买种子，准备种田。

　　根宝可能也正忙于农事，我发现他已很少在微信群里说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