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香港文学的起点

　　香港最早的中文报纸，是创刊于一八五七年十一月的《香港船头货价纸》，后更名为《香港中外新报》，它也是中国最早的中文报纸。不过，这份中文报纸只是西文报纸《孖剌报》的中文版。正如后来的《华字日报》（一八七二），是《德臣西报》之中文版。这两份报纸虽由华人编辑，但不得不依附于西人。

　　香港第一份由中国人创办的报纸，是一八七四年二月由王韬参与创办并任主笔的《回圈日报》。《回圈日报》强调“本局倡设回圈日报，所有资本及局内一切事务皆我华人操权，非别处新闻纸馆可比。是以特延才优学博者四五位主司厥事。凡时务之利弊、中外之机宜，皆得纵谈无所抵制。”看得出来，《回圈日报》很强调华人对于话语权的控制，它还专门提到，由西人开设的香港华文报刊，在言论上不免局限，“然主笔之士虽系华人，而开设新闻馆者仍系西士，其措词命意难免径庭。”《回圈日报》首次由华人掌办，发出中国人自己的声音，的确意义重大。

　　首次提出将《回圈日报》作为香港文学起点的，是香港着名作家刘以鬯。刘以鬯在《今天》一九九五年第一期（总第二十八期）“香港文化专辑”上发表《香港文学的起点》一文，提出香港文学的起点应在一八七四年《回圈日报》的创刊，他的全部根据就来自于忻平的《王韬评传》中的下面一段话：

　　……他（王韬─引者注）又创《回圈日报》副刊，“增幅为庄、谐两部”。所谓“庄部”，即“新闻、经济行情”；“谐部”即今日之副刊。王韬以他独特的文笔，在《回圈日报》副刊上发表不少诗词、散文，各种文艺小说与粤讴。这些文字对促进香港文坛和报界的活跃作用甚大。王韬的各类文学作品，以后也被文学史研究者收入各类书籍之中，成为近代文学史上的一份宝贵遗产。

　　不幸的是，这段史料出了问题，刘以鬯过于相信国内史学家了。查阅忻平《王韬评传》原书，刘以鬯所引述的上面这段话来自于这本书的一百五十三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一九九○年四月第一版）。这段话的前面被刘以鬯省略的话是“王韬身体力行，在香港创办了‘中华印务总局’，刊印出版各类中外新书。并在《回圈日报》宣传变法改良外，大量介绍西方新文化、新事物，以推动风气的开化和文化事业的建设。”

　　在这本书中，忻平明确说明自己并未见到《回圈日报》，“由于年代较早，《回圈日报》国内已无存。”“本人为此曾多次去信国内报刊史专家，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方汉奇教授求教。一九八五年方汉奇先生涵称：他已寻觅多年，然而全国各大图书馆均无见。”那么忻平谈王韬在《回圈日报》上创立副刊的根据来自于哪儿呢？从引文看，“增幅为庄、谐两部”等话来自于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

　　再查阅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我们发现忻平过于粗心大意了。戈公振的原文是：“光绪三十年，增加篇幅，分为庄谐二部，附以歌谣曲本，字句加圈点，阅者一目了然。”（戈公振《中国报学史》，三联书店一九五五年三月第一版，一九五六年第二次印刷，第二十页。）忻平居然漏掉了“光绪三十年”这个时间点，也就是说，戈公振所说的《回圈日报》创立副刊的时间是在一九○四年，忻平居然把它安到了王韬头上。王韬在一八八四年就离开香港，一八九七年就去世了。可以说，忻平所谓王韬创办副刊的说法，完全是一个史料错漏。

　　如果以一九○四年论的话，《回圈日报》之有副刊就已经不是一件新奇的事情。早在一九○○年，孙中山、陈少白筹划创立的《中国日报》就已经创立于香港，并且也设有副刊。

　　笔者在做有关香港文学的博士论文时，曾专门去大英图书馆查阅过《回圈日报》胶片。《回圈日报》的版面后来逐渐固定下来，一共四版，第一版和第四版是商业行情和广告，第二版是新闻，第三版的部分是新闻，部分是船期、电报。新闻栏目分为“京报全录”、“羊城新闻”和“中外新闻”三个部分。王韬的文章置于新闻版面内，主要是“论说”。

　　刘以鬯本非学者，错引一段资料是正常的，不过，他的观点和文章却流传甚广，影响了国内的香港文学史。国内最为权威的刘登翰的《香港文学史》也不例外。刘登翰《香港文学史》第一章在谈到《回圈日报》的时候，也照样引证了忻东（应该是“平”的误植）的《王韬评传》中的上面一段引文，然后引用刘以鬯的话，说明“香港文学的起点，应该是在一八七四年王韬与人合办《回圈日报》并创办该报副刊的时候。”由于刘以鬯和刘登翰等人的权威地位，这一说法就变成了公论。

　　不过，王韬在《回圈日报》上发表了大量文章，的确是事实。王韬在《回圈日报》上发表的，主要是报章体政论文章。由于王韬身处文化前沿香港，并较早出访欧洲日本等地，因此具有开放的眼光，他在文章中介绍了大量的西方有关于政治、经济、外交、军事、人才诸方面的思想，并发表了自己对于中国变革的见解。从文学上看，这些报章体文章创造了一种现代政论文体，对于梁启超等人的散文新文体变革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王韬在港期间还有小说创作，他于一八七五年出版了描写狐鬼神怪的小说集《遁窟谰言》，是他避居香港的寄怀之作。据《遁窟谰言自序二》云：“同治纪元之岁，余以避兵至粤，寄迹香海，卜居山麓，小楼一楹，仅堪容膝，榜曰：‘天南遁窟’……于是，窃效干宝之〈搜神〉，戏学髯苏之说鬼，灯火更阑，濡毫暝写。”鲁迅曾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记载评价王韬的这几本小说：“其笔致又纯为《聊斋》者流，一时传布颇广远，然所记载，则已狐鬼渐稀，而烟花粉黛之事盛矣。”

　　王韬在香港期间还有大量的诗歌创作，这些诗歌主要收藏于一八八○年在香港出版的《蘅华馆诗录》中，这些诗既记录了他香港期间以及游历海外的种种个人经历，又表达了他的经世变革思想，被认为是近代“诗界革命”的先声。

　　由此看，王韬的确可称为香港文学先驱。不过，王韬来香港的时间是一八六二年，离开的时间是一八八四年，在香港共计呆了二十三年。《回圈日报》创刊于一八七四年，只是王韬在港中期所创，而他在《回圈日报》之前就有大量创作，因此，如果说香港文学的起点开始于王韬，而非自《回圈日报》始，应该更为准确。

　　当然，在王韬之前，香港文学仍有源流可以追溯，最早的是一八五三年香港的第一份中文刊物《遐迩贯珍》。有关于此，可以参见笔者的《香港文学探源》一文（《大公报》二○一七年三月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