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的现代乡愁 和去意义化写作

　　每个作家的写作是要直接“进入”日常生活的状态。他们表达的是身边既陌生又熟悉的世界，是明或暗的存在感和现场。在这些碎片一样的情景串联和断续片段中，作家把想法藏匿其中，清晰而美好。文学表达展示的是一个大起来的个体与群体的日常的关系：这之间有挣扎、无奈、愤怒、斥责，也有向往、亢奋、欢乐、憧憬。文学大抵是要表达这种复杂的情感，其最迷人之处是如何表达现代性。文学的现代性就是在去经典和古典性的路上，存在“反”和“返”两个不同的势态。

　　文学一直在“去意义化”的过程中揭示社会的万象。比如古典文学中的汉语诗歌，是如何把“意义”大隐在诗中，白话诗是如何把“意义”显露出来，而现代诗是“去意义”的过程，甚至如何消解“意义”的。这一过程令人寻味，作家的自觉和个我回归是具颠覆性，人性在揭开伪装的修辞之后变得真实可靠。

　　当文学不再是虚妄的抒情、修辞、技术和故事性，它回到非虚构的存在，文学该是真实的现实。斑驳、杂乱，甚至尘世、喧嚣，甚至衰败、废弃，是为大美。那种一味宁静致远，巧夺天工，实为雕琢而已。

　　阿列克谢耶维奇说：“我所写的事关人的声音和细节，我试图从这些交谈中抓住时代的灵魂。”作家保有率真的书写、还原并记录生活现场的能力。这和异化扭曲生活表征的文学是写作两个方向的极端，两者的殊途同归使人性得到张扬。生活或许不见光，而作家要做那一束光的传播者，刺穿、刺痛那些雾霾，传播现代文明和价值。

　　在挤拥的街道，腾挪一片内心的空间建立一栋自己的房子，这栋房子不只是放置化妆台和衣柜和睡床等私人物品，它还放置杂货店和卖场的五金、电器以及生活用品，在这栋房子里，还要盛放作家的身体。文学不是把自己幻象成乌托邦的空中楼阁，而是营造一栋属于城市的殿堂。这是每个作家的梦想，他们生活在城堡里，可以想象自己、故乡、居住地与异地的关系，此地与故地、我与外在、此刻与未来、或者是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每个人都能从居住地出发，透过嘈杂的世相，发现触痛人心的部分。更高级的文学不仅是真善美的表达，更是波澜不惊地叙述时遭遇的人性。

　　每个作家都有乡土情结。作家守住乡土的道德底线是忠实自己的记忆。如果把乡土简化成篱笆、女人和狗，如果把乡土简化成田园、牧歌和牲畜，甚至把乡土幻化成个体的农民哲学和世外桃源，导致文学作品中的人心荒芜和人性磨灭，势必也会导致乡土的不复存在。面对荒芜的乡土，仅凭记忆去勾勒逝去的田园让人无所适从。故乡消失的不只是狐狸的尾巴，其实是人的逝去。

　　一个作家靠记忆和经验写作是不可靠的。记忆是想把消失的经验挽救回来。记忆是一个不断被遗忘又重新被篡改的过程。记忆也是不可靠的，历史从记忆角度来讲是没有意义的，它只是作家的心灵史，并不具备普遍的参考。现在的写作越来越具体，生活元素越来越轻和小众，越来越倾向于内心的生活，跟过去的文学相比，就会越来越有张力。

　　史蒂芬·金在《论写作》中说到，副词是劣根作品之源。我的理解是：副词是指语言的修辞，会使作品失去了生活的粗粝和斑驳的光泽。过分追求修饰的过程是艺术丧失自我的开始，它伴生的是假、大、空。我相信作家的写作是个人史，每个作家都需要创造自己的经验，展开丰饶的想象去接近身边现实。在纠结和冲撞中去发现这些现实中的布景，在自省中描述这些人和那些事。

　　文学或艺术的创造是发掘美在腐败、衰变、卑微、斑驳中的力量，美存在于它本身的错位、颠覆中。文学不必一味追求虚妄的形式之美，比如语言、结构、论点，不必沉溺于历史、文化、道德。解放作家的写作，首要发掘尖锐的，逼近生存的，粗粝驳杂的人性。

　　乡土已成无限过去

　　故乡的迁变，对我们来说可能是一种忘却和纪念，冲突，矛盾，五味杂陈的悲情，甚至是有些难过的掩饰。在生生不息的故乡，贫困与愚昧孪生，美好与野性杂居，青涩与希望共存，陈旧与现代互现，坚守与逃离分明，短时间的聚变和长距离的隔阂让人们无所适从。

　　故乡，在旧与新的观念中挣扎，不断衰败和革新。很多人只是把它作为人生的驿站和过客的村店，或者堕落成一种特色的标榜，这些伪的故乡肆意妄为地存在，已成时尚。故乡是生机勃勃的乡土，它承载着我们的挣扎和愤怒。这样的故乡存在，对于乡土中国的意义是文化的一种传承和坚守，故乡从此繁茂，故乡是由诸多细小的事和物构成，像枝叶散开、伸展开来。故乡是具体的，它是五谷、柴草、牲畜、土地、一个又一个叫得出名字的人和婚嫁、生育、死亡、疾病等。

　　如今，这个故乡真实存在的，又被彻底边缘。如今还被文字萦绕的故乡可靠吗？故乡在每个人味蕾残存的记忆都是片段的，一生都在怀念，却终生都在逃离，越远越好，这是中国离乡式的悖论。“最终我们都要回去，回到不是故乡的地方，继续生活。”这就是日常的现实。不同于背井离乡的先辈，也不同于在被迁徙中失去故乡的个人或群体。故乡不再是父辈遗留的祖产，那个虚无得只有童年记忆的地方，它无比清澈、光鲜，隐饰其中的是浑沌、贫穷。“故乡”由此在一些人的记忆中变得不可捉摸。

　　我以为生活中的日常才是安放心灵的集散地，它是人们身边的街道、咖啡馆、健身房、购物广场、公共场所和居住社区，往大一点说是居住地，可以闲坐、散步、聊天和安眠。能安稳内心的生活，一定是丰盛而繁复的，能带给人们诸多的困顿和愉悦，思索和返照。这种故乡才是真实可靠的，而不是已经游离到远处的乡土。

　　我关心的乡村无关田园、牧歌、肥美、致远，它是即刻和此处：变迁、喧嘈、世态、此情此景。在众多田园风光描写中，伪乡土被拟化和幻想成为摄取乡村的一种方式，隔膜了一代人对此真实的情感，已成为休闲时代的一种娱乐场所。如果我们所写乡土是有关嬗变和疼痛，多此一个乡土也没什么意义。

　　乡土在当下是一曲悲壮的哀歌，其文化的固守在时代的折返和嬗变中荡漾无存，故乡十多年前的荷叶田田、稻香飘荡被公路和铁路支离；那些镂刻在记忆中的祠堂、大队部、榨油铺、民居建筑已经彻底消失；走村串巷的算卦先生、说书人、匠人、民间艺人已杳无踪影。乡土文明被遗失和消解，故乡，孤零矗立，没有依靠，只剩下不可触摸的记忆。

　　乡村消失，那些事，那些人，无论卑微，无论贫贱，无论权贵，都以个性示人。向沉默者表达何种致敬，是每个人需要思考的问题。要当心世人以愚昧、守旧、固执、自私对农民贴上标签，表达不满和愤怒。俱寂的不只是乡村的文明，还有人类的心灵。乡村的个体人物已为肖像，定格。现在必须要做的——要以己悲和物喜，这个“己”就是立身，这个“物”是一天天正在消失的一砖一瓦的村庄。要做乡村的守旧者，找寻故人和旧物的意义。

　　文学只有个人史

　　当现代人力图完成一种现代人的乡愁仪式时，不要给裸露的乡村披上新衣，赋予田园概念。千百年来，乡村被田园牧歌，被标签化，要么贫穷，要么诗情画意；要么故土难离，要么怀乡不遇，总是那么让人难以为情。是乡村有了疑难杂症还是写作者自身病入膏肓？

　　不必目测，而应亲历。乡村正在消失。作家怀旧加剧乡土的阵痛，当农业固有的秩序、环境、乡俗发生巨大衰变时，谁都不能只做旁观者，每个人都成为亲历者。

　　今天的水泥和钢铁，昔时的青砖与瓦弄，对于今天的人和过去的人，抵达物质的世界是一致的。这个巨大的器物中装着事和物，但只有冥想是永恒的，唐代的诗人和今天的写作者，他们正把问题延伸到隐蔽的地方。时间史太大，没有边际；个人史过于恢弘，很少被个人。

　　个人史藏在琐碎的时间片段里，但作家把残缺的记忆串在一起，通过寻找“自我”又回到开始的地方，周而复始。一个人的出生地、居住地，或者身份不停被生活刷白，又沾满灰尘，又被刷白。返回便成了无数人心中永远的乡村哀歌。它一旦响起，就不可能停顿下来。

　　我们要回到哪里？也许我们从来都是来路不明。人性总是充满悖论，对我们来说，一开始的逃离却是义无反顾。

　　无论是回到心灵的故乡，还是要回到庞杂的日常，时间只是一个意象，它指向的是具体的物和事。作家内心的焦虑和来自对现实的疑惑——过去的被经历和“我”的正在经历的，都成了靠不住的个人史。如果只是这样的，一个人的支离破碎的日常重要吗？他有自己的个人史吗？打开这些小人物的脸谱，他们只是一连串名字，他们可能是同名者张三李四王五赵六，也可能没有了名字。不同的是他们的命运连同这些农事、泥土、农具留在中国乡村大地上，成了最大的现场。或许没有人能改变他们的日常，所以我们敬重回溯和自我解剖的过程。

　　几十年来，故乡的变迁迅猛、不停。轻重之间，时间已逝，这些人都是小人物，身边没有大事发生，即使发生也没有人知道。在那么慵懒的不紧不张的时间里，有人会在意吗。那些靠不住的和正在消失的，在他们之间，从来没有大事发生。像一本本线装的族谱，一页又一页矗立的是他们的名字。在乡村祠堂，烟雾缭绕。难道它是他们灵魂最后的栖身的场所？难道这是故乡的全部疼痛和劫难所在？

　　当故乡置换成异地，我们在不同的地点，或者搬家、或迁徙、或在路上，在时间的节点，“我”完成的一种生命的仪式，还有些许尊严。活着，对于每个小人物却是异样的被动。但有人正在被抒写，那代人或我们这代人的不同，在被显微或放大的境况。

　　举个例子说南宋的临安城。

　　说到南宋临安，我先想到白蛇传说，故事柔美，但充满道德和礼教，是对人性的自由的美好扭曲。其次想到吴山、钱塘、西湖，好山好水。然后是蚕桑、龙井、片儿川面、吴侬软语，皆是美好。再是想到阿里巴巴和小个子马云，四周妖娆着仙气的杭州忽然多了几分想象力。

　　关于现代的杭州，蛇精只是个传说，但宋词的妖娆却浸渍吴越每寸肌肤。一个如此妖艳之地，我总能找到对应的文字。诗说：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诗说：三处西湖一色秋，钱塘颍水及罗浮。诗说：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读来多少有些阴柔和伤感，但无可比拟的艳丽在中国诗歌中惊鸿一瞥，从此绝唱。

　　这些诗人之于临安都是异乡人，他们面对的是家国、天下和小民，是日常的油盐酱醋，也是胭脂、粉黛和金戈，烦忧免不了，空寂还得有。但是他们装满了报国，曲高和寡，未免寄情于山水，幽光浮影，诗中少了世俗的烦扰和纷乱。也许胭粉之都并不缺婀娜和妩媚，也不缺精忠和伟岸，终会是两极。

　　由此，我一直对杭州存在古典的误解和偏见。其实，一隅偏安，不只是地理的杭州，更是心里的杭州。文学史里的临安诗人没有此地，只有别处。当一个在文化和政治都坐实的陪都临安，而诗人的精神从未抵近的地方，试想诗歌怎能有豪迈和宽广的气象呢。

　　一个小时代遭遇了一群小诗人，情怀和家国了了、才子和佳人卿卿，悲情于诗又有什么用呢。所以，所谓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诗人只不过在一厢情愿中通向诗艺的逼仄路上遣词造句而已。所以，自信和雍容华贵的时代，诗歌可以言志，可以开颜，可以献媚，可以抵抗，可以流连，可以俯视，可以驰骋，可以厮杀，可以淡泊，可以婉转，可以多情，可以激越，可以宁静，同样可以“天子呼来不上船”。这才是诗。诗歌所至无所不能。

　　以上之说，对照其他亦然。回过头看文学革新，所谓技艺、所谓语言、所谓地域、所谓题材、所谓表达，凡此种种，并没有触及社会深层的问题，日常在散文写作中的缺失造成的后果是精神的高蹈和思想的伪作。有人习惯布道，不表达来自他人和自己的遭遇。

　　日常已大于我们的想象

　　在西北生活二十年，南方在我的词汇里可能是暴力的：

　　它是拆建的厂房、车间流水线、斑马线、机器轰鸣、小卖部、出租屋……那片城乡接合部像杂交的野兽和温存的胭脂水香，它正在渗出身体的体味、头痛、失眠、疾病……几乎是一夜疯长。南方，好多人赶在路上，好多人正在抵达。它是许多人不断迁徙中的异乡，一列绿皮火车整夜穿越的大地，一代人集体的记忆与两毛钱邮票、与电子手表、与录像厅和桌球、各种证件……休戚相关的事物，正在消失的事物。

　　今天，重拾这些记忆，每个人在路上也成为日常，迁徙也成为日常。今天和曾经的南方也在消失，几乎每个城市都在经历那样的南方，南方不再作为地域意义的写作区别，不再是符号化下的叛逆者的姿态，南方成了梦想者舍弃青春，生儿育女的异乡。有人在不断转变自己的身份，寻求身份的认同——精神的、文化的、地理的，最后还是落到了生活的——被同化的又充满晦涩的生活。隔阂、代沟、伤痕，一个人一生，无根无序，从宗教的意义来讲没有超度。南方是谁的异乡，没有人知道。

　　这些曾经被人镂刻和打磨的工业半成品，这些和人一起成为塑像，而写作者自己正在缺席。那些散发潮湿的南方地域散文，楼台亭阁、花草鱼虫，无关痛痒，却独自哀伤。它在时间和精神的纬度上走向反面：这些伪的是悟出来的，不是生活的智慧，他们忘了无数个个体与生命冲撞的意义。

　　我们低估了记录作为文字的某种方式的深刻性，足以证明不加雕饰的表达是丰富的。修辞也许是可耻的。它的直接，粗壮和有力纠正了惯常的文学观念。写作必须表达精准和具体。这些来自日常生活的斑斓，折射着其与不同人和事之间心灵照会。这些细节鲜艳而有力地穿插在城市地带之间，对生活现场进行切片般的精细操作和把握。城市的一切都作为物象，撞击着每一个来路不明的人，其直面逼仄的现场，带着日常的体温和敏感，而这正是写作行进中所要表达的。如果我们对所处城市的水泥、钢铁、天花板、沥青道路、地铁、斑马线、小区、灯红酒绿的布景产生免疫，我们拿什么去对应这座城市日常的经验和情怀？文学之胃如果消化不了日常，尴尬便会不可避免。

　　虚妄的叙事和修辞，让我们远离人类最根本的真善美，所谓的诗意表达也将不复存在。比如楼道、斑马线、街区、地铁、公共汽车等已为城市日常的一个个关键表征的词语，它相当于农具、庄稼、牲口之于乡村一样，成为人之心灵居所之必要。从大的一点说，我想对于文学的意义是城市文明开始和建立。

　　写作是没有藩篱的，司空见惯的物也是我们写作必要跨越的障碍。所以，剥开看比回头望，更彰显文学的要义，剥开看的是人性的本质，回头望的是穿着衣服的影子。所以，写作是要像手术刀那样精准锋利，只有疼痛还不够，还必须刮骨疗伤。

　　因为日常叙事的确立，散文便有了鲜艳和妖娆的隐秘，有了深远和宽阔的力量。日常叙事就是要把当下进行的发生和变化，甄别后写实，这一过程将会大于作家的想象，它隐含人类的善恶与道德评判，因此成为作家笔下的荒诞、反讽、幽默、旁观、解构，日常以其生动，超越人们可构想的所有。

　　当人们与日常不期而遇时，每个人都可能成为生活的失恋者。而记忆却是反向遭遇这一切的。对照岁月，不只是个体某某，在这个世界，所有的隐痛、孤独、决绝和生亡，没有彩色，它给我们的可能是黑白。其实，我们身体的欲望却在真实地发生着，这种鲜明的冲撞对于自身的审视和剖析变得浅白。谁也毫不例外地置身于它汹涌的潮流中，对每个人来讲，时间只是不断被迁徙的过程，爱情也是，命运也是，灵魂也是。

　　疼痛，是一个作家写作所应具备的基本宿命，这个东西是骨子里的。很多伟大的作品，其实是平淡无奇的，甚至是寡味而晦涩的。“永远在路上”是一个作家的生命姿态，这样作家的笔下就有卑微的和细小的人与事。作家是为生活的日常而写作。那些繁复而驳杂的光阴，个人情感与社会跌宕的把握，那些片段和迷乱之后的场景，能让读者深刻地感受到“人”的确立和表达。

　　不为“真理”或“常识”的写作，是许多写作者要面对的问题。新散文那批作家是修辞的写作。他们解决不了语言自身的问题，他们最多是对词语进行掘进，是词大于文本的写作。他们的写作成为自己个人语言的狂欢和表演的时候，在底层叙事的优越感和主流意识成为所谓主流元素的时候，我越来越警惕到这个年代，已经没有伟大的冒险者了。

　　写作是创造性的工作。大家都这么写只是表象。这种表征蕴藏着更大的风险，那就是隐含其中的平庸和流行、向后撤退的固守，于是，有些人开始就意味着结束。新文学和旧文学都会有这样的问题。

　　在生活普遍保持沉默的时候，我们可以找出若干个丢失自己的理由，我们不再想到它，这些日常的经验、判断、常识，这些曾经让我们崇尚的词，关于美德、责任、信用等。这一切正深刻地变化着……作家需要倾听着这个世界的嘈杂，同时也在向它发出声音，在他自己的国度——在小镇，在县城，要做一个人，应有的孤独感和崇高感。无论是个人史，还是村庄史，我们都是被迁徙的一代，从村庄到城市，从本地到异地大概如此。

　　我觉得这可能是文学的大道，大只是隐入市井而已，小却隐于大地。小对于文学来讲，是必须的，小也是对写作保持的谨慎和节制。

　　夜晚和白昼对于今天身处的城市的每个人来讲，错位的不再是时间、秩序，不再是灯红、酒绿，不再是嘈杂、喧闹，不再是开始、结局，而可能是人心的躁动和荒芜，在陌生的某处，每天迎着的是各种从未停歇的遭遇。我们准备好了吗？在面对巨大的生活场和现实流时，如何截取、进入和分解这些未知的部分，如何把这种结构性的生活元素融入文学的本质？

　　也许没有人清晰地说出文学为何。但写作者的内心必有一处自留地，深藏的与众不同的隐秘。

　　当有人在与城市相遇的时候，他正剥开你看见的一些人，一些事，生活被撕开伪装的面具，生机勃勃的场景，充满令人寻味的返照，而文学也许只需要一个截面，他一层一层地剥，剩下的核正在呈现。城市这座迷宫里，装有很多人，他们走在街道、窄巷、里弄、城中村，逗留在出租房、广场、车间或办公室，他们是泥瓦工、水电工、企业老板、流浪汉等，在白天，有人互相看看，又迅速擦肩而过。在夜晚，重复同样的举动，但这些人换成了站夜行者、醉鬼、无业者、小偷和恋人等。我们看到灯红酒绿的夜晚，街道两边的夜店闪着光，这些光的背后写着某某银行、医院、酒店、餐馆、歌厅以及茶秀、便利店、肯德基等。热闹纷繁的日常布景，我们要写下这些人，这些事，但对比活色生香的日常，却顿感文学如此表达的寡淡无味和单调无力。

　　无论如何表达，作家总是无法逼真呈现所谓的写实。

　　即使是伟大的唐诗，我们要从中找到李白那时的日常也非易事。

　　那么，文学的要义是什么？是吃喝拉撒，还是家国天下？

　　李敬泽说，文学是绝对地确立个体的时代。

　　这似乎回答了上述的问题。

　　个体在文学中对照出一截社会的变迁史，当无数个个体在那段时间的物流中，被淹没，被扭曲，那么作家就是要做那个借尸还魂者，帮助他们说出自己的遭遇和思考。

　　那么，写作者如何说才是确立的呢？我的理解是他们个人经验的独行、思想的特立、表达的有效。其实，在任何时代，生活的存在总是大于作家笔下的想象。当写作者基于生活的层面写下所谓的现实时，他们只是弱水三千只取一瓢。从一瓢水想象生活的汪洋现实，观照的当下经验是否一定得当？关联的时代是否一定再现？问题是这些彼时的所谓的现场感真的扯上了关系吗。所以忘乎所以未尝不是旁证、不是“钩心”。作家写实般的现实，也许会成为读者虚构的想象。或许正是如此，文学才会繁复而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