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文化走廊上的贵州行动

　　西南文化走廊上的贵州行动

　　主持人:明代以来,中央王朝对滇黔驿道的构筑将贵州与中原更为紧密的互动,极大的改变贵州的社会文化形貌与民族间交往互动的关系格局。明清时期“西南大通道”的建构过程中,强化对当地“多元一体民族关系”的建构。2005年之后,关于驿道的考察在贵州兴起。关于文化线路遗产与西南文化产业的探讨,贵州省提出“全域旅游”概念,各地实践风生水起。您如何看待走廊文化和现代发展的关系

　　徐静:前面提到,“一带一路”建设实施需要文化先行、需要文化作为。新时期贵州可以通江达海,连接东南亚、南亚,扩大自身对外开放水平,但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就是要唤起贵州与东南亚、南亚人民共同的历史记忆,以共同的历史文化情结增进现实交往互信。

　　以“二十四道拐”为代表的贵州山路,是数十万贵州人用血和汗修筑而成的生命通道,是南侨机工运送物资的必经之地。抗战期间,南侨机工不仅运送战略物资,而且运送中国远征军赴缅作战。被南侨机工运送的远征军中有大量贵州籍将士,贵州大地上也留下无数南侨机工的血和汗。南侨机工生活艰苦,有三分之一因公殉职。而东南亚也留下了无数贵州抗战将士的鲜血。因此,一部华人的抗战史,凝聚着东南亚与贵州人民共同的抗战记忆,这是贵州与东南亚国家深化合作的一个重要的历史渊源。

　　主持人:贵州省委《关于建设多彩贵州民族特色文化强省的实施意见》(黔党发[2016]17号)中提出的“推动苗疆文化走廊建设”的意见,以“古苗疆走廊”(苗疆文化走廊)问题为中心,关注西南地区历史上的传统通道和民族走廊对地域、民族社会,倡导从多学科角度进行深入研究与讨论。关于苗疆文化走廊的研究及其旅游线路开发研究,有何突破性进展,您是怎么看的

　　杨志强:为贯彻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大约在一年多以前,我就提出了“中轴线”概念,认为可以将国内的沪昆线(高速铁路与高速公路)与“孟中印缅经济走廊”,进而与“中巴经济走廊”相连,构建“一带一路”中轴线,形成东西贯通、南北呼应的局面,使“一带一路”建设体系更加完善、灵活、有韧性。这对于打造大西南的国际大交通格局,确保我国的能源通道、人员交往、国际贸易、金融安全、军事战略与国防安全,巩固我国的战略大后方,以及优化西南、中部及东部的区域经济发展格局,构建和谐民族关系,解决西部贫困人口脱贫致富问题等都具有重大意义。

　　就“古苗疆走廊”而言,现今的沪昆铁路从湖南段经过贵州一直到云南昆明,基本是与这条古驿道走向重合的。回溯历史可以看到,元明清时期,中原王朝国家力量(含汉族移民)主要由东而西沿着这条古驿道从湖广(今湖南、湖北)深入到西南各地,其“国家化”进程(指自上而下的政治、经济整合过程)和汉文化的普遍影响是最显着的特征。它和此前注重商贸关系或文化交流的“南方丝绸之路”研究在性质、作用和影响方面是不同的。

　　强调“古苗疆走廊”对西南地区的“国家化”带来的全盘性影响,目的也是为了凸显贵州省的地域和民族社会在这过程中的重要性。“古苗疆走廊”曾经是中原王朝控制西南边疆的首选通道,同时也是一条国际通道；直到今天,它依然是一条积淀深厚、资源富集、交流频繁的活态文化走廊。我相信,今后在充实国家“一带一路”建设的内涵和促进西南地区文化走廊的开发利用方面“古苗疆走廊”意义重大,完全可将其打造为光照全球的文化品牌和亮点。